尽管古人没有对什么是“盛世”下过具体定义，但在宋史学者王曾瑜梳理相关史料后指出，古人心中的盛世至少要满足四个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凡是不符合这四点的，就不足以称之为盛世，历代大臣也常常以此四点来劝谏皇帝。
如南宋高斯得曾奏称：“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桓、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君臣间靠利益关系维持，这不是在盛世中应该出现的。
大明时期，万历十七年进士，“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上奏疏：“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在风雪中哀号，岂是盛世该有的样子？
万历十七年一甲第一名进士焦竤有言：“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现在常有饥荒，遍地都是匪徒，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情形。
南宋虞俦上奏称：“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朝中大臣们不敢议论时政，心中有所不满，也只能相对叹气，这难道是盛世中应有的现象吗？
然而对照王曾瑜提出这四点标准，康雍乾三朝随便哪一朝都难以满足其中任何一点。
首先是第一个标准，吏治清明——康麻子怒斥群臣，庸挣搞养廉银，钱聋年间更是有大名鼎鼎的和绅和中堂，这三朝哪个能跟吏治清明挂上钩？
第二个标准和第三个标准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百姓真的能够安居乐业时，社会的犯罪率就会低，反之亦然——从麻子时期的三藩、庸挣时期的白莲教和曾静，钱聋时期的白莲教以及钱聋三十九年的王伦起义，再加上从大清入关开始就连绵不绝的反清复明，恐怕大清时期也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
即便是深信“康乾盛世”之说的戴逸，亦在书中写道：“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食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指可以保证每天一升，大约一市斤），那么，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
由此可见，所谓“康乾盛世”中，老百姓是普遍吃不饱饭的，而吃不饱饭的老百姓会干些什么？
《南明史昭宗本纪》记载，蓝旗章京兀儿特在永历帝被俘以后大骂吴三桂，说他食明朝厚禄，却对大明不忠，可恶至极，然后又对部下说，我看永历帝朱由榔相貌堂堂，才是真命天子，我们不如反了吧，拥立他反清复明。
再然后，兀儿特手下的那些八旗兵还真就剪了辫子，准备拥戴永历帝反清复明。
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大浪，最后还牵连了两千余人，永历帝朱由榔也白高兴了一场，但是由此也不难看出，连大清自个儿的八旗铁杆都有人张罗着反清复明，要说大清时期的百姓能有多安居乐业，估计也没什么人会相信。
至于第四个标准，自然就更不用多说——中原堂口的历代皇帝，只要是稍微像点样儿的都会说几句“朕躬德薄”之类的场面话，顺便再追忆追忆三代之治、上古贤王，表示自个儿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比如说唐朝时的着名大喷子魏征敢拉着李二狂喷甚至故意使坏憋死李二的鸟，宋朝时的大喷子包拯、寇准一个敢喷皇帝满脸唾沫星子，一个敢扯着皇帝的衣袖上战场，明朝时期的大喷子海瑞海刚峰更是在奏疏里指着嘉靖的鼻子骂“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不仅骂的痛快，海刚峰还在嘉靖噶了以后升官。
反观大清，可曾出过一个着名的大喷子？
一个都没有！
因为大臣直谏就代表皇帝有错或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中原堂口的皇帝，只要是稍微像点样儿的都会在被喷之后说几句“朕躬德薄”之类的场面话，顺便再追忆追忆三代之治、上古贤王，表示自个儿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反观大清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都都认为自个儿是极致完美的皇帝，根本就不可能犯错。
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大清朝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演戏的功夫都很好，从当初“披麻戴孝、哭天喊地、演顺治哭崇祯、赌咒发誓要替君父报仇”从而得以入关开始，大清的历代明君圣主们就在影帝的道路上狂奔不止。
身为一个影帝，大清的皇帝们当然知道该怎么打造人设——再完美的影帝也会有黑粉，大清自个儿干过什么破事儿也没有人比大清的明君圣主们知道的更清楚，再加上由夏商到宋明都有大喷子狂喷皇帝，皇帝因此得到善于纳谏的美名，所以大清的明君圣主们也有意培养属于大清朝的大喷子。
在这个前提下，大清朝敢于直谏的“大喷子”孙嘉淦也应运而生。
要是正常情况下，这位历经了糠稀、庸挣、钱聋三朝的大喷子就算不能跟魏黑子比肩，起码也得比明朝的海刚峰更出名吧？毕竟大清的明君圣主们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拉踩明朝，大清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大喷子，这还不得往死里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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